成仿吾：人民教育的旗手

发布日期：2026-05-03 11:52    点击次数：178

成仿吾（1897—1984）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、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、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、无产阶级教育家、社会科学家、文学家和翻译家。新中国成立前，他参与创办了陕北公学、华北联合大学、华北大学等学校；新中国成立后，历任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、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。这位长征路上唯一的教授，被誉为“人民教育的旗手”。他将毕生心血倾注于党的干部教育事业，彰显了坚守真理、躬身教育的人格风范。

1897年，湖南新化县一户书香门第中，一个婴孩呱呱坠地。其祖父成明郁，学识渊博，曾担任河北武强、行唐知县，光绪十七年（1891年）被授奉政大夫。老人慈爱地凝视着襁褓中的孙儿，为其取名“仿吾”，希望他将来像自己一样好学、正直。

1910年，13岁的成仿吾赴日本留学，在日本读了中学、高等学校预科，后于1917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。1918年5月，留日学生掀起反对段祺瑞签订《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》（该协定赋予日本在我国的驻兵权）的浪潮，成仿吾满腔热血，积极组织罢课，最终学生运动因力量悬殊而失败，他内心陷入了深深的苦闷。次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点燃了成仿吾心中的理想之火，他开始反思：靠科技救国或许并不现实，革新国民的思想才是根本。于是成仿吾毅然“弃工从文”，踏上了文学与革命的道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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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1年6月，成仿吾与郭沫若、郁达夫等人在日本东京组建新文学团体“创造社”，后创办了《创造周报》等进步报刊，发表革命文学作品，推广新文化运动。郭沫若称他是“创造社的心脏”。1924年至1927年间，成仿吾先后任广东大学（后改名为中山大学）教授、黄埔军校教官。这段时间里，他与毛泽东、周恩来等共产党人，以及鲁迅等文化人士相识相交，思想逐渐向无产阶级靠拢。

1927年大革命后，面对文学阵营的分崩离析，成仿吾发表《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》等文章，倡导革命文学要为工农大众服务。此前，他已在《创造月刊》发表《文学家与个人主义》，呼吁文学家摒弃个人主义、树立集体主义思想。1927年4月，成仿吾与郭沫若等人在创造社《洪水》杂志联名发表了《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智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》，高呼“世界无产民众赶快起来结合去打倒资本帝国主义”。

大革命失败后，不少知识分子思想动摇，甚至消极避世。在此背景下，成仿吾却于1928年8月在巴黎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并主编《赤光》杂志。次年春，为了深化理论学习，他移居柏林，钻研马克思主义。当时，中国共产党在德国的组织叫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，成仿吾经常与语言组的同志们一起参加示威游行，组织留学生研习革命理论。同时，他还跟随德国共产党理论家海尔曼·冬克学习马克思、恩格斯德文原著。自此，成仿吾从一名“文化人”蜕变为坚定的革命战士。

1934年10月，由于“左”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，中央红军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，被迫踏上长征之路。此时成仿吾疟疾初愈，身体十分虚弱。组织上出于关怀，打算让他留守苏区休养。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专门征求他的意见，成仿吾语气坚定地说：“我走，我能走，我跟部队行动惯了，让我去吧！”这位红军中唯一拥有大学教授头衔的知识分子，毅然拖着病躯踏上了征程。长征伊始，成仿吾被编入中央纵队干部休养连。他的行囊十分简单，只有干粮、毯子、简单衣物等必备之物，陪伴他穿越险阻的，还有一摞沉甸甸的马列经典书籍。组织上体谅他情况特殊，特意为他配备了挑子，让他能带着这些精神食粮，在漫漫征途中继续研究传播革命真理。

长征路上的一天，成仿吾正挑着书担、背着沉甸甸的挂包艰难前行。恰逢张闻天路过，见他步履维艰，便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一匹马送给他，还为他配备了一名马夫。自此，成仿吾得以将挂包等物品放在马背上，行进也轻松了不少。但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，书籍一路不断遗失，最终抵达延安时，仅剩一本《资本论》，这也是当时延安唯一一本《资本论》。后来，毛泽东为撰写《矛盾论》《实践论》，还专门向成仿吾借阅过此书。如今，这本历经万里长征、留有毛泽东批注的《资本论》，被珍藏在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。

四渡赤水战役结束后，成仿吾与徐特立共同担任干部团政治教员，工作重心也转为为干部讲授政治理论课程。懋功会师后，成仿吾跟随红军右路军踏上过草地征程，历经长征中最为艰难的阶段。从巧渡金沙江的惊险，到飞夺泸定桥的壮烈，再到爬雪山、过草地的艰辛，这位高级知识分子始终未坐过担架骑过马，仅凭着双腿，带病坚持走完了长征全程。成仿吾在其著作《长征回忆录》中，深情追忆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：“经过了两天的草地生活，好像一切都已经习惯了。无非是走路‘嚓……嚓……’的响声，无非是一阵雨来，叫你湿上加湿，无非是湿地上露营，无非是冻醒过来冷战一阵等等，如此而已。草地上有很多条不知何去何来的小河，大家互相搀扶着渡过去，有的被流水冲倒了，立刻被拉起来。饿了就抓一把炒米或面粉往嘴里送，几乎每一个人嘴边满是白胡子。”

1935年10月19日，成仿吾随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，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。令人欣慰的是，他长期患病的身体，在抵达陕北后竟奇迹般地康复了。在中国革命作家当中，只有成仿吾和冯雪峰亲身经历了长征，而成仿吾更是唯一一位亲历过长征艰辛与磨砺的大学教授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成仿吾经常向大学生、部队及机关干部讲述长征经历，并撰写相关文章。晚年，他立下宏愿，决心创作一部长篇回忆录（即《长征回忆录》），真实记录长征故事。1972年，他奔赴南昌、瑞金、赣州、井冈山、延安等地参观访问，为撰写回忆录精心筹备。1977年10月，该书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，后续又推出日文、英文版本。这部作品，是第一部由亲历长征者撰写、系统全面记述长征的回忆录，其历史价值无可替代。

经过长征烽火的淬炼，成仿吾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仰，他利用自己的深厚学识担起了红色教育的文化使命，从此开启了他作为“人民教育的旗手”的毕生事业追求。

早在1931年9月，刚从德国归来的成仿吾便接到了中央的秘密指令——即刻奔赴鄂豫皖根据地。成仿吾抵达根据地后，被任命为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，同时兼任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与教育委员会主任，扛起了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的文化教育重任。

1934年，成仿吾到瑞金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（即中央党校前身）工作。他精通多种语言，为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极大便利。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党校的办学条件异常艰苦，但成仿吾始终坚守岗位，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。

据成仿吾回忆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期间，形势尤为严峻。当时党校的教员队伍只剩下他一人，但他没有退缩，坚持给学员讲授社会发展史、党的决议和共产国际文件。学员们没有课本，只能依靠听讲、记忆和讨论来学习。每当形势紧张，他们就得上山钻树林，头上戴着草编的伪装帽，时刻做好转移的准备。生活上的困难更是接连不断，经常没有灯油，夜晚的学习只能借着微弱的月光或星光进行，每人每天的口粮都极为有限。当时规定每人每天要打20斤蒿草作为燃料和饲料，成仿吾和大家一样，一斤不少地完成任务，打完后自己捆好背回党校。尽管条件艰苦，但大家的精神异常饱满，对革命事业的信念也始终坚定不移。

1937年七七事变后，日军大举侵入华北、华东，平津地区的高校要么沦为日军兵营，要么在轰炸中化为废墟，南方多省的学府也难逃厄运，中国教育事业面临灭顶之灾。为了培养抗战急需的革命干部，党中央于7月底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创办陕北公学，成仿吾临危受命，担起了创办这所新型学府的重任。“迎着敌人飞机的轰炸，大办抗战教育，创建陕北公学，挽救中国教育的危机”，这几句铿锵有力的宣言，连同“学习两个月后，即上前线参加抗战”的招生启事，传遍了全国各地，无数进步青年怀揣救国理想，冲破封锁奔赴延安。

可办学的艰难远超想象。当时陕甘宁边区物资匮乏，政府拨下的1800元开办费，要兼顾建校舍、聘教员、办伙食、购医药等所有开销。面对困境，成仿吾提出“使小钱、干大事”的口号，带领全体师生自力更生：大家扛起锄头挖窑洞、垦荒地，用马兰草造纸、桦树皮作笺，把墨水瓶改成油灯照明，在黄土高原上建起了独一无二的“窑洞大学”。1937年11月1日，陕北公学正式开学，毛泽东亲笔题词：“要造就一大批人，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”。伟人的题词激励着每一位师生克服时艰，不惧困难，勇往直前。

作为校长，成仿吾始终以身作则。每天清晨起床号一响，他就和学员们一起整理内务，准时出现在河滩操场跑步半小时，数年间从未缺席，有时甚至比学员到得都早。他与学员同吃小米饭，夜晚查夜时为他们掖好被角，轻声嘘寒问暖，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每一位学员。行军途中，他的马永远留给生病或体力不支的学员；敌机空袭延安时，他总是等所有学员疏散完毕，才最后一个进入防空洞。这份如父如母的温情关怀，让一位学员深受感动，忍不住写下纸条：“你是我们的妈妈。”“妈妈校长”的称呼就此在延安传开，成为成仿吾身上最温暖的标签。他常对干部们说：“新来的青年学生，往往就是从干部的作风和一言一行来认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。”他的言传身教，正是最生动的党课。

陕北公学就像一座革命熔炉，开学仅几个月便培养出第一批毕业生。1938年3月3日，毛泽东亲临第6队至第10队学生的结业典礼，动情地说：“中国不会亡，因为有陕公。”到1939年7月，这所创办不足两年的学校，已为抗日前线输送了6000多名干部，吸收3000多名优秀分子加入共产党，这些革命火种撒向华北战场，点燃了全民族抗战的烈火。

1939年6月，党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、鲁迅艺术学院、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和延安工人学校等4校合并，成立华北联合大学，成仿吾再次出任校长。他率领师生东渡黄河，翻越吕梁山、云中山，突破敌人一道道封锁线，历时3个月，行程3000里，最终在大沙河、胭脂河三角洲的丛林村庄中建校开课。在这里，打麦场就是课堂，背包当坐凳，膝盖作书桌，夜里拾来蓖麻籽串成火把照明，粮荒时捡烂枣充饥。成仿吾广邀国内知名教授前来任教，开设抗战急需的课程，组织学生深入农村开展减租减息、政权建设等实践。他还亲自创作《华北联合大学校歌》：“跨过祖国的万水千山，突破敌人一层层的封锁线。民族的儿女们，联合起来！到敌后方开展国防教育……”雄壮的歌声回荡在山谷间，传递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。香港《大公报》曾报道：“华北联大自己种田、养猪、办工厂，把每一分资源都用在办学上。”李公朴更是盛赞它：“是英雄的事业，是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剑。”抗日战争期间，华北联合大学在残酷的敌后战场办学6年，培养干部逾万。

从鄂豫皖的文化拓荒，到瑞金的战地授课，从延安的窑洞办学，再到敌后的游击教育，成仿吾在战火纷飞中领导搭建起教育的殿堂，用一生践行着“为革命育才”的誓言，被历史冠以“人民教育的旗手”。

成仿吾早年负笈海外，足迹遍及多国，精通德、英、日、法、俄5国语言，这为他日后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奠定了坚实的语言根基。在《成仿吾往忆》一书中，他深情回顾了自己5次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的历程。

1929年，成仿吾应蔡和森之邀，首次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。当时身在莫斯科的蔡和森，因工作与宣传需求，需要《共产党宣言》的中译本，而当时当地并无可用译本，于是他特意致信身在德国的成仿吾，邀请其承担翻译任务。成仿吾选用当时流行的德文版《共产党宣言》为底本，同时参考英、法文译本，历经数月完成译稿。遗憾的是，蔡和森不久后调回国内担任广东省委书记，随后英勇牺牲，这份珍贵的译稿也随之遗失，未能问世。

1938年，中共中央宣传部偶然找到一本德文版《共产党宣言》，决定据此进行翻译，于是委托成仿吾和留德归来、时任《解放日报》编辑的徐冰一起完成这项翻译任务。两人分工协作，成仿吾负责前半部，徐冰负责后半部。同年8月，这个译本在延安解放社作为《马克思恩格斯丛书》第四种出版。

1945年，成仿吾回到延安，参加了中共七大。他借此契机，对《共产党宣言》展开第三次翻译校正，对之前的版本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与完善。可天有不测风云，翻译完成时恰逢胡宗南部进攻延安，在战火中，这份珍贵的修改稿不幸遗失，令人扼腕。

成仿吾对《共产党宣言》的第四次校译，是为了纪念《共产党宣言》出版105周年、马克思诞辰135周年。1952年，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成仿吾，利用工作之余，对延安时期与徐冰合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版本进行了校订。此次校译后的版本作为纪念版，由中国人民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少量印行，仅用于两校校内教学与研究使用。

1974年7月，77岁的成仿吾致信毛泽东，反映马克思、恩格斯原著中译本存在不少错误，并主动提出愿意承担相关校译工作。毛泽东看到信件后作出批示，支持他开展校译工作，还明确了翻译需要遵循准确性、鲜明性与生动性的原则。同年12月，成仿吾出任中央党校顾问，随后牵头组建校译小组，王亚文、郑伊倩等参与其中，正式启动《共产党宣言》第五次校译工作。校译过程中，成仿吾与助手们逐字逐句研究修改稿，研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相关文章，查阅了大量史料文献。他们每天讨论3小时，前后历经3次重大修改，直到1975年9月才初步定稿。为进一步提升译稿质量，校译小组广泛征求胡乔木、范若愚等学者及相关单位意见，深入工厂、农村、部队收集群众反馈，同时参照6个德文版的《共产党宣言》，对译稿进行了最终修改完善。

1976年5月，90岁高龄的朱德与成仿吾交谈时表示：“你们重新校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，我昨天一口气看完了，很好，很好懂，主要问题都抓住了……”他随后勉励成仿吾：“你这个工作是根本工作，做好了，对世界都有影响，有世界意义……”成仿吾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动情说道：“今天在中国，在世界，传播马克思主义都是一件关系到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，能不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，能不能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重要工作。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，我们的经典著作编译工作者，任重道远，要拼命向前啊！”

成仿吾曾用精练的话语概括自己的革命历程：“我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，从文化人到革命战士。”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审定的《成仿吾同志生平》，这样评价他的一生：“是为共产主义事业永远进击的一生，是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艰苦开拓和创造的一生，是为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传播鞠躬尽瘁的一生。”

文章来源：《文史精华》2026年第3期

作　　者：王厚明

责任编辑：刘迪 冯雅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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